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末元初的诗学批评与建构》成果简介
来源:暂无 发布时间:2013-11-14 点击次数:

文学院刘飞老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末元初的诗学批评与建构》(项目批准号为07BZW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结项时间:2012年11月,结项等级:良好。

 

本课题的正文部分主要批评形态、诗学背景、诗歌品评、诗学范畴四个方面考察宋末元初诗学批评的建构情况。研究成果也分别体现于上述几个方面,以下分别介绍:

一、关于宋末元初诗学批评形态的研究

作为传统的诗学批评,大致包括有诗话、论诗诗、选本、评点、序跋、注疏等主要形态。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些批评形态各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就宋末元初来说,多成为批评家频繁使用的表达方式。这种集中体现的局面,可以说在宋以前的诗学批评中表现的并不显著,于此也可见宋末元初诗学批评之繁盛。本课题选取了诗话、论诗诗、选本、评点几个形态进行考察。兹对诗话、论诗诗的研究略作介绍。

就是诗话来说,按照郭绍虞等学者的认识,中国古代诗话包括了论诗及辞的宗钟和论诗及事的宗欧两大系列。但分析发现,宗欧与宗钟,仅是为了研究分析的方便而作的大致划分,实际上两种情况往往是如影随形,共同存在于一部诗话之中的,而不是两者互相排斥的存在。宋代诗话,作为诗话之体兴起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融宗欧与宗钟二者为一体,正是宋诗话表现形态的突出体现,尽管,诗话的发展中,虽然表现出宗钟的路数,但总体上看,欧派的“闲谈”风格仍然很鲜明地体现于诗话创作之中。宗钟与宗欧,共同构成宋代诗话的形态特征。宋诗话融宗钟与宗欧为一体的表现形态的形成,应该说有其多方面的文化原因,其中如下几方面的因素需要提出:宋代科举以经义取士;宋人好议论之风;宋代笔记、话本等文学形式对诗话创作的渗透;禅宗语录的影响。

论诗诗,顾名思义,即以诗论诗。就其功能来看,论诗诗与传统诗话一样,是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独特话语形式。就论诗诗涉及的内容来看,主要体现于如下方面:表达作者的诗学见解,自己诗歌创作经历的叙述及心得体会,品评历代作家作品及有关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风格、记载诗坛本事等。宋末元初的几位诗学批评大家刘克庄、严羽、方回等,都以论诗诗作为他们诗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手段。本课题对南宋后期论诗诗的数量进行了初步考察,并以刘克庄、严羽、方回等人为例,就论诗诗的价值功能进行了分析。

二、关于宋末元初诗学批评的发生背景及有关诗学命题的研究

兹选取社会历史批评与唐宋之辨方面的考察进行介绍。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批评往往纠缠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宋末元初,缘于独特的时代遭际,诗歌创作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从艺术技巧、小境界等向现实关怀的回归,刘克庄、谢枋得、文天祥、汪元量、戴表元等皆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文天祥的诗歌创作更堪为其中一个典型。若专就题材来说,宋元之际的诗歌创作亦表现对深广社会历史内容描写的转变。例如寒食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节日,历来成为众多诗人笔下的重要题材。相比之下,此时的关于寒食节的诗作,多包含有家仇国恨和历史沧桑的感慨。同样,诗学批评更是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回归倾向。南宋以来,诗论家围绕对江西诗派、四灵、江湖等诗派的批评,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诗歌艺术规律方面。但在同时,也有一些论家也有感于政治上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及后来江山易主的现实,诗学批评导向也开始向现实关怀的层面转移。陆游、叶适、戴复古、刘克庄、戴表元等皆在各自的著述中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强调。不仅如此,从当时的文章选本和诗歌注释来看,当时的诗学思想亦体现出对现实精神的看重。但是,客观地说,宋末元初的诗歌创作,除了文天祥、汪元量等人之外,并不全都明显地表现出向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就流派而论,有四灵之余风和江湖之盛行,学习晚唐,境界狭窄,是当时多数诗歌的共有特征。作为江西诗派,其艺术追求上尽管有自赎之举,但在对现实的参与上,仍显得有所不够。所以,一些论家着意于诗歌的社会历史批评,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的反拨。

宋代以来,关于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的争论时断时续。而追根溯源,诗学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辨在宋代即已发端并在宋末元初形成了论争交锋的第一次高潮。针对唐诗、宋诗各有何种特点,学唐抑或学宋,何谓诗坛之正宗等问题,当时的叶适、严羽、刘克庄、方回等人各有不同的言说。从对叶适等人关于唐、宋诗歌的辨析还可以看出,尽管诸人所持态度亦不尽一致。从中也似可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叶适、严羽、刘克庄、方回等分别代表了推重四灵、提倡盛唐、立足江湖、力挺江西等诗学倾向和派别。从他们所探讨的问题来看,较为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唐宋诗歌的界定,何为唐诗何为宋诗,并不完全依据时代为断,而多从风格上认知唐诗宋诗,至于唐宋诗歌风格的代表,则又有盛唐、晚唐、元祐、江西之论。诸家所析互有异同姑且不论,毕竟从中可以看到南宋后期诗学批评对唐宋诗歌不同特点进行考察的自觉。二是在辨析中也分别对唐宋诗表达了欣赏与否的态度。而诸人关于唐宋之辨的最根本动机,则是要纠正当时诗坛之弊,为诗歌的发展指明正确方向。南宋后期,关于唐宋诗之不同的有关探讨之所以能够发生,当基于如下几点原因:其一、诗歌创作的大量积累,诗歌风貌既是多样,但又正在呈现出有别于唐代诗歌的独特之处。其二、一定意义上也是宋人理性思辨精神在诗学批评领域的体现。其三、诗坛现状亦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诗歌作品境界狭窄,缺乏气象与高格。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易代之际,诗歌要充当何种角色,对社会如何担当,更是需要在对自己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中,在同唐诗传统的比较中作出新的定位。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对当时的诗学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唐宋诗歌的考察比较,批评家不仅表现出对唐宋诗歌各自特征认识的自觉,更是以此对唐代以来尤其是宋诗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很好的反思与总结,在对诗歌的特征及其审美价值的认识上也渐趋明朗,并纷纷就各自的诗学理想发表言说。在当时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唐宋之辨也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诗歌的价值地位,并以此来反观当时诗歌创作的成败得失,反拨诗坛骫骳之风,从而建构新的诗歌发展走向。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对后代诗学批评的影响也较为深远。元、明时代的一些论家如元代戴表元的宗唐得古之论,明代的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等,可以说正是在南宋后期唐宋之辨的基础上,对诗学传统是宗唐还是宗宋问题的继续和展开。

三、刘克庄、方回等宋末元初诗论家的诗学批评

课题选取了姜夔、包恢、刘克庄、严羽、刘辰翁、方回等人的诗学批评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刘克庄、方回二人的诗学批评进行了重点考察,兹就研究中关于刘克庄的晚唐诗批评、方回的陶渊明诗歌品评进行介绍。

刘克庄作为宋末元初一位诗学大家,其诗学批评涉及的内容深刻而广泛,其中,对南宋后期晚唐诗风的评点即是其诗学批评中的重要方面。关于晚唐体,参照古今有关论家、学者的论述,本课题研究认为,就宋人的诗学批评来看,似应把晚唐体作为一种诗歌风格来看更较确切。有宋一代,九僧、四灵诗派、江湖诗派等作家群体的诗歌创作皆有不同的发生背景,在审美取向上,各有着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对晚唐体的追求。可以说,以这些诗派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共同建构了宋代诗歌晚唐体的风貌。刘克庄评点的晚唐诗风或曰晚唐体,就时间范围来说,限于宋末元初,具有晚唐体作家的诗歌风格特色,具体来说,大要不出如下几个方面:题材上重视写景,但仍兼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艺术上,讲究偶对的精工;主题上,主要表现是追求闲适与风雅。刘克庄对晚唐诗风的认识,包括有题材、体式、艺术追求等多个方面,总体看来,刘克庄对当时盛行的晚唐诗风多有批评,不满之意溢于言表。之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晚唐体苦吟锻炼,但胸襟不阔,格调不高,仅为小家数。其二、晚唐体风格上因袭趋同,千篇一律。其三、晚唐体词繁意少。当然,晚唐体之作,尽管刘克庄对其刻意于锻炼表示不满,但对那些用语简练考究,意深律切的优秀之作仍给予称赏肯定。刘克庄对晚唐体的批评态度,自然是与其诗学观念密切相关。总体看来,刘克庄的诗学思想是全面而辩证的。他崇尚自然本色但又不拒绝锤炼工夫,主张抒发情性但又强调现实关怀,以“清”为美等但更欣赏气象阔大之作。以此为准,刘克庄对晚唐体所表达的有关批评态度,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然而,刘克庄对晚唐体的批评态度已如上面所论,但就刘克庄本人的诗歌创作来说,其对晚唐体却曾有过乐此不彼的好尚,但在晚年,刘克庄对晚唐体又表现出强烈的背离态度。可见,在对待晚唐四灵诗风的追求上,刘克庄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从宋末元初诗学思想嬗变的背景上来看,以四灵、江湖为代表的晚唐诗风的发生与盛行,正是出于反拨江西末流之弊而出现的诗学思潮,在诗学思想的建构上自有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就晚唐体的创作实践来看,其优长与缺陷也都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刘克庄对其的总体态度,是把晚唐体的创作视为小家数的,并不能代表诗歌发展的方向。也因此,其自己的诗歌创作与晚唐体也显得是或若即若离,或不离不弃。

宋末元初,关于陶渊明的批评与接受渐成诗学热点,对陶渊明进行品评与接受者不乏其人,如严羽、刘克庄、敖陶孙、姜夔、魏了翁、王恽、戴表元等,在他们的著述中多有对陶的品评或和陶之作,对陶渊明之推重,已成为是宋元文人之共识。在对陶渊明的品评与接受上,方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其《桐江集》、《桐江续集》两书中即有大量的评陶、和陶、拟陶之作。方回作为具有江西诗派的身份的重要诗论家,对陶渊明的崇尚与接受,又别有一番意味。方回之崇陶主要体现于如下方面:称赞陶渊明的人格境界;对陶诗格高与自然有味方面的看;在诗歌艺术上,方回重陶诗之自然有味;和陶或以陶为题的诗歌创作。方回身经宋元易代,对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际的陶渊明顶礼膜拜,极力揄扬其人格风范;而其时的诗坛,充盈者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虫吟草间、鸟鸣花丛的衰飒气息,陶诗之高格与自然有味,无疑是振起诗风的良方,自然也就成为方回推尊的对象。尽管无论从人品还是从诗品来说,陶渊明皆是方回不可企及的高标,方回对陶渊明的推重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不仅作为江西诗派后劲的方回推崇陶渊明,就整个江西诗派来说,对陶渊明的推崇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总体来看,江西诗派之崇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重在陶之人格境界的称颂,后期更侧重于对陶诗之艺术风貌的推重。后期论家如杨万里、陆游、方回等,在对陶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中即包含着对陶诗艺术成就的强调。南宋后期,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的雕琢之风仍在延续,其弊端亦随之愈演愈烈。从江西诗派的角度来说,要解决诗歌创作中的不足,就是必须变艺术的雕琢生涩为清新自然,而学习陶诗,正是他们在艺术追求上做到有所突围的最好渠道。就方回本人来看,方回诗论中可以说既重陶,也重杜甫,重杜甫,主要是体现出江西诗派的艺术精神。在方回等江西后学看来,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仍然是江西诗派的创作法则,尤其是律诗的创作,杜甫无疑是具有祖师爷的地位。但是,江西诗派发展到南宋后期,其弊端也是表现得日益明显。除了诸多论家多有指责之外,诗歌实践上如四灵、江湖等诗派的出现也一定程度上是缘于江西之弊的背景。在方回看来,四灵、江湖等诗风缺乏高格,仅是小结里而无大判断,既不能拯江西之弊,也不能代表诗歌发展的方向。因此,方回一方面在肯定江西诗派的同时,也在力图从内部入手找到江西诗风自我完善的途径。诚如是,方回之重陶,显然就包含有以陶来拯救江西之弊的深意。重陶,就是要张扬陶诗中那种平淡自然的诗歌境界。大致看来,宋代对陶诗的接受经历了苏轼、黄庭坚、陆游、方回等几个阶段。其中,陆游、方回可以说是江西诗派中评陶的代表。从江西诗派的角度来说,方回的评陶,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当受到杨万里、陆游等人的影响,另一方面,方回力挺陶诗,也是立足于江西诗风的发展实际,力求改变江西诗风的缺陷而做出的自赎之举。

四、关于宋末元初的诗学范畴研究

宋末元初,有关诗学范畴的使用较为频繁而渐趋成熟,课题选取了韵、着题、清、情景、本色等范畴进行了研究。兹就韵、着题、本色三个范畴的研究进行介绍。

有宋一代,人们对韵这一审美范畴的运用已非常普遍,而且使用的范围涉及到对诗文、书画乃至自然风物的评赏。从文学批评来看,宋代一些重要文论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荐、陈师道等著名论家皆有对“韵”这一审美价值的强调,所谓“格韵”、“俗韵”、“风韵”、“气韵”等术语,大多是从文章审美中的高格调、超凡脱俗、意蕴的含蓄蕴藉及文风的爽朗刚健等方面而言。宋人对韵这一范畴内涵的解读,最为直接而较全面者,当数范温《潜溪诗眼》之“论韵”。范温对王偁先后从“不俗”、“潇洒”、“气韵生动”、“简洁”等方面对韵的界定一一进行了辨析,并表达了自己否定性的判断。范温认为,所谓韵,当从“有余”考察。范温论诗重字眼句法,且其《潜溪诗眼》引述黄庭坚语甚多,故其诗学思想,多体现江西诗派之主张。因此,范温所理解的韵,实质上也是对江西诗派诗歌艺术审美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时代当晚于范温、著有《岁寒堂诗话》的宋代诗论家张戒,在诗学批评上,重视思想内容上的风教之旨,对江西诗派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但他亦多从韵的角度评论诗歌。从中可以看出,不管诗论家的出发点如何不同,但在对韵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则殊途同归,反映了他们相近的美学追求,这当然是整个时代审美风气的体现。宋代诗学批评之尚韵,自然体现出中国诗学批评审美观念的演进,这是宋代诗论家在诗学批评理论中积极探索的结果。一般认为,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诗之主理,一方面是得益于宋人在诗歌风格上求新求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有宋一代理学之兴盛的整体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因此,宋诗所主之理更具有丰富的内涵,因而也使得诗歌中就多富有耐人咀嚼的“有余”之韵。就诗歌创作来说,宋代的理性精神自然也影响到创作中对艺术手法、审美境界的自觉。宋代文论家多具有较为全面的艺术修养,因此,宋代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发达也使韵这一审美范畴得以在诸类艺术中贯通并成为艺术家普遍的审美追求。宋代诗学批评中对韵的审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人生活行为方式的折射。从纵向的层面上来看,宋人对韵的重视亦体现出如下两方面意义:其一,韵反映出从两汉到宋关于人的价值审美的几个转变。其二,从文学批评来看,宋代的诗学批评,表现出对唐代乃至汉魏六朝诗学审美观念的继承与嬗变,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重韵味、反对俗的倾向,就是有宋一代所建构的诗学批评价值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种建构,显然与宋代文人崇尚意蕴,看重人的精神气质的审美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方回在其《瀛奎律髓》一书中开创性地列出“着题”一类。根据方回的定义及以此进行的有关品评,所谓着题类诗,主要是指咏物诗而言,作为咏物诗的写作,可以有不同的立意、手法及评价标准,就着题这一写作要求而言,就是要做到准确地表现出所咏对象的特征。进而论之,着题诗不能就事论事,应该为“赋而有比”,“语意精到者”。另外,着题诗必须要切题,不能不顾所咏对象,随意发挥,否则就会有汗漫之弊。方回对着题诗的论述,道出了自己对写景状物类诗歌的审美判断,显然,这种见解要比诗歌要切题这一简单的要求高出一筹。其实不仅方回,有宋一代,着题多为一些批评家常用之术语,欧阳修、朱熹、姜夔、刘克庄等在他们的有关著述中都有以着题来评文学作品者。但就方回来说,他关于着题诗的见解是统一于其诗学体系之中的。如方回论诗重格,格有高卑之分,对于格高,其内涵包括很多方面,而诗歌的意蕴深广、诗体浑大等自然应为格高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准,方回对专学晚唐,只注重在刻画上下细功夫,务求对偶之工,只作“小结裹”而缺乏“大判断”的江湖、四灵诗派以及理学家以理学入诗的诗风提出了严厉批评。方回关于“赋而有比”,“语意精到”的着题之论,一定意义上说,是针对晚宋诗坛之弊而做出的反拨之举。

宋末元初,“本色”往往成为诗论家如严羽、刘克庄、方回等人的常用之术语。考察诗学批评中“本色”一语的含义,当有如下几方面内涵:其一、作为诗歌风格的自然得体,不露雕琢之迹。其二、以创作主体而论,指诗歌创作中当以才而不以学,肯定才气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其三、从对诗歌的本质来看,本色也反映出诗论家对诗歌吟咏情性之本质的重视。另外,本色也关乎诗论家对诗歌之文统的认识。宋末元初的诗论家从不同角度以本色论诗,当有着如下几方面的意义:一、从文统上来看,强调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特征,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回归唐诗的倾向。二、从价值功能看,反映出有关论家在当时社会转型时期对诗歌价值的重视与思考。三、从艺术技巧上看,反对过于雕琢及以文为诗,强调自然,既反拨当时宋诗中为艺术而艺术及以文为诗等不良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严羽、方回等有关论家对诗歌艺术极致境界的追求。要而言之,宋末元初诗学批评中以本色论诗,是在宋代诗歌实践愈显丰富与多样化的基础上,在宋末元初这一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诗论家们对诗歌特征所作出的重新认识和诗学审美建构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