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重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成果简介
来源:暂无 发布时间:2013-11-14 点击次数:

新闻传播学院姜红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重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8CXW004),最终成果为专著《多重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课题组成员有於渊渊,胡睿,黄伟迪等。结项时间为2013年2月,结项等级为良好。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意义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大时代,一个堪与先秦时代比肩的大转型时代。那确实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充满魅力的历史。我们这个巨大而古老的民族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时间上进入现代历史,空间上从“天下”落到“万国林立”的世界中。这个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的现代性转型不仅推进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更带来思想和意识的转换。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激发出了灿烂的火花。有些火花成燎原之势,轰轰烈烈,一直燃烧至当下;有些火花虽然在历史长空中暂时灰飞烟灭,但并未死去,如草蛇灰线蛰伏在这个民族当代的精神文化中。面对当代新闻业提出的问题,如新闻专业主义,新闻学科定位,记者职业角色,自由主义新闻观,媒介民族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等等,我希望到历史中去寻找思想脉络,发掘精神线索。墨子刻先生认为,谈历史至少有三个不能相互化约的角度,即“事件(episode)”、“重要人物的传记(biography)”、“制度或思想上的架构或模式(pattern)”。“最理想的历史学家,会同时强调这三个方面,但是多数学者往往会偏到其中之一。(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墨子刻先生序,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我非学历史出身,是从新闻理论的这一端进入思想史、观念史研究领域。新闻思想和观念的研究需要理论与历史的汇合。与“纯粹”的历史研究相比,思想史或观念史的研究更容易发现问题,并能将史料置于研究框架中探寻其意义。

太阳底下无新事,歌德有句名言: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我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梳理和归纳,我更希望的是从中发现历史的模式,观念演变的内在理路。任何的西方现代观念进入中国,必定有一个与传统文化相适应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按照中国现实处境“塑形”的过程,所以,观念的折变过程比观念本身更有研究意义。我们在各章中考察的观念,都存在这样的意义变化。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书总体上分为三个部分:

1、考察新闻学术思想中的现代观念。研究现代性观念,如科学、进化是如何影响和支配新闻学的论证和新闻史的叙事的。换言之,关注的是“普遍观念”是如何进入新闻学科并成为这个学科领域中的观念。第一、二章是在这个层面上的研究。

第一章《“有学”还是“无学”?——新闻学的“科学”与“学科”观念》以“新闻有学无学”的论争为切入点,考察二十世纪初中国新闻学科建构的知识基础,发现“科学”在其中扮演了合法知识的裁定者与学科身份的赋予者角色,而这双重角色皆根源于“科学”能够为知识、学科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保障。从学科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学科根据或前提进行清理和剖析,反思科学话语之外的人文话语在新闻学科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历史。第二章《“进步”与“革命”——新闻思想中的两种“进化”观》致力于研究现代中国新闻史中的进化论观念。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为代表的早期新闻史著作,在历史叙述中偏向经验主义进化史观,更多着眼于“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之“进”字的意义,亲和“进步”、“发达”、“发展”等进步主义话语和“渐变”式进化论。而发轫于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战时新闻学”、“斗争新闻学”有着内在联系的激进主义新闻学思想,更倾向于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竞”字的发挥,亲和“竞争”、“斗争”的“革命”话语和“突变”式进化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进步信仰,社会进化论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和历史观,进化论却是现代的基本“迷思”之一。

2、研究报刊对现代观念的建构。主要针对的是晚清,考察像“民族”这样的观念是如何通过报刊进行建构。此部分更多从具体情境和文本出发来考察观念的散布。第三、第四章即在于阐发此意。

第三章《“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集中考察晚清时期,新知识群体的崛起,现代印刷业的进步,报刊语言和文体的成型,都给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天下”到“万国”和“世界”,由历史循环论到历史进化论,晚清报刊的时空转换和时空想象,同时也催生了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在办报办刊理念上,晚清报刊以“通上下内外之情”强国,以培育“国民精神”建立国家认同,以“改良思想”救国,以“正确、适宜”之独立言论报国,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晚清报刊不仅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现实基础和观念前提,更为“想象中国”进行舆论造势,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引擎和载体。第四章《“保种”、“保教”与“保国”——晚清报刊的“国族”观念建构》接续上一章的内容,如果说第三章旨在研究想象中国“如何可能”,此章则关注的是中国“如何被想象”,探讨晚清报刊是如何建构其民族主义话语的。“保种”、“保教”、“保国”三种报刊叙事分别体现了三种民族主义话语: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晚清报刊利用身体叙事、神话叙事和历史记忆等方式建构了不同观念的中国。

3、探究新闻思想中的现代观念是如何生成,如何呈现,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如自由主义新闻观的流变,“公”与公共性的变化,新闻传播者职业角色认同、职业权力的变迁,“理想受众”的变化等,范围与前面两部分相比更加窄化。从第五章至第九章均聚焦于这些关键词与观念的“家族相似”。

第五章,《文化自立、经济独立与政治中立——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流变》考察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潮流变的几个阶段:“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报刊主要在文化启蒙的立场上形成文化自由主义新闻思潮;二十年代,主张报纸按商业化原则运作,在报业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坚持报纸独立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新闻思潮和新闻职业化诉求占了上风;“九一八”至抗日战争时期,自由主义新闻思潮在“救亡”的时代主题中处于低潮;四十年代中后期,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达至高潮,但很快走向失败。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与冲突导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个人权利与国家独立的诉求之间发生碰撞,且后者更具有紧迫性和道义优先性,这是自由主义新闻思潮在现代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第六章,《“公天下”与“公共性”——新闻观念中的“公”》针对“公”这样一个二十世纪初中国新闻思想的重要概念进行研究。“公”既传承了孔子以降“公天下”的思想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政治思想中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民主观念。民国以后,逐渐职业化的中国新闻界渐渐形成由“公”而衍生的概念群——新闻记者为“社会公人”、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机关”、新闻报道以“社会公益”为旨归等等。如果说西方公共性话语的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私”为“公”的基础,现代中国新闻话语则强调“大公无私”,“公”与“私”尖锐对立。二十世纪初中国新闻观念中的“公”话语并非对西方“公共性”话语的简单转述,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并影响至今。第七章《从“无冕之王”到“人民公仆”——新闻职业话语体系的建构与消解》认为,“无冕之王”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新闻人追奉的理念之一,中国语境中的“无冕之王”不仅体现出对更高职业权力的追求,而且隐含着“内圣外王”的话语模式。“内圣”源于传统“君子之德”,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格精神;“外王”则是对英美新闻业职业规范与原则的中国式移植,将记者身份定位为“自然人”、“社会第三者”、“法官”、“社会检察官”,重视独立、超越、客观的报道立场和态度。中国式“无冕之王”话语起始于晚清,兴盛于民国时期,在三十年代开始受到质疑,四十年代延安党报话语范式生成之后,无冕之王的话语系统受到全面批判。第八章《“士”、“优秀分子”、“新闻记者”、“职业记者”——新闻人身份认同的“恒”与“变”》,致力于思考在中国职业记者逐渐形成的时代,新闻人如何认知自我的身份?是传统“士”、“侠”的现代化身?是现代的知识分子?还是职业记者?他们从何处寻找精神依据来进行知识和话语的表达?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选取分属于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且具有个案意义的四位新闻人——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从观念和精神层面入手,在社会空间、职业空间、职业角色互动的时空维度中分析他们职业认同与身份认同的承接与变化,以揭示现代中国新闻人职业身份背后所隐藏的本土文化密码。第九章《“国民”、“公民”与“大众”、“群众”——报刊“期待受众”的话语转换》提出,在现代中国,办报者将自己的理念投射到对读者的想象中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新闻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期待读者”。本章力图梳理不同时期报刊的受众观念,及其背后所呈现的媒介话语——国民与“建国”话语,公众与“启蒙”话语,大众与“救亡”话语,群众与“党报”话语。在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家和报刊活动家的办报活动意在推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因此,梁启超的读者是“国民”。“五四”时期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期,“启蒙”成为时代精神,对五四诸贤而言,“立人”比“保国”更加重要,报刊的读者是“公众”。三十年代,抗日救亡渐成时代主旋律,报刊的读者遂变为“大众”,其目的是争取最广大的民众投身“救亡”。四十年代,延安《解放日报》经过改版,最早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范式,其受众是“人民群众”。

新闻观念的来源主要是三类人群,一类是宽泛意义上的思想者,可能从事过新闻出版活动,有言论涉及到新闻观念并对时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梁启超、严复、胡适、陈独秀等。第二类是代表性的新闻学者,如徐宝璜、戈公振、邵飘萍等。第三类是报人和记者,如黄远生、张季鸾等,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人物。本研究的新闻观念侧重不同时代出现在报刊文章及新闻学者的相关论述中的关键词,同时也希望兼顾对一些代表性报刊的文本分析,关注办报纲领性的文章及有关办报思想及新闻思想的梳理。需要注意的是,观念与观念之间很难做泾渭分明的剥离,它们同处于现代中国的时空场域中。一个信奉进化论观念的人同时可能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兼自由主义者;而具有早期新闻职业观念的报人如张季鸾同时也是“文人论政”的典范。所以,我们的观念切割有些强作解人,勉为其难的意味,这一点也请专家鉴察。

在观念史的研究的过程中,常常不得不经常与意义和观念鏖战。尽管我力求避免化约主义、历史主义式的研究,那样不仅仅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化的问题,更是削历史之足以适观念之履,其结果可能造成斯金纳所谓的“学说神话”(mythology of trines)。(昆廷·斯金纳著,任军峰译,《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选自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但是,我们又无法否认历史情境与历史问题常常具有某种连续性和“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这就会使思想史中的某些问题有可能超越某个具体的时代及语境,而成为普遍问题。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常”与“变”,“异”与“同”的关系,既不能只见于异而无见于同,只见于变而无见于常,也不能有见于同而无视于异,有见于常而无视于变。像拉夫乔伊那样,认为观念史上存在所谓亘古不变的“观念单元”和“永恒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乃古今中外不同的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固然把观念本质主义化了。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相对主义的极端,即认定思想史上存在的只是变化不断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变化不断的回答,认为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其实,变与不变总是互为前提的。正如葛兆光所说,“所有的思想观念,对于后代来说,都是一种有待发掘的‘资源’,都要等到机缘巧合,有历史环境刺激,它才可能被激活。就好像电脑里面待命的程序一样,没有指令它始终是待命状态的‘资源’;只有到有情况了,需要发掘历史记忆了,它才可能被‘激活’,而且还得在重新解释以后,才能成为新观念,才建立了新的思想传统。”(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三联书店,2005年版,268页。)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

上世纪末以来,伴随着传媒业的兴盛,新闻传播学渐成“显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个学科基本问题的讨论并不新鲜,无论是新闻“有学无学”的争论,新闻人职业身份与职业伦理的界定,或是受众的观念,现代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早就思考过这些问题。这些思考是中国新闻学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与这段历史进行对话,梳理现代中国新闻观念,其要义在于辨析思想,考镜源流,使今天的研究者获得方向感,从而达到对本学科知识与思想补偏救弊、返本开新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方谈得到理论创新、学科发展和学术嬗变。这是本课题的理论意义。

中国传媒的发展基本循着“实践-体制-观念”变革的途路前进。新闻实践始终是新闻改革中最活跃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因素,不少实践中探索的成果被体制所认同并以相对规范的形式确立下来。新闻观念的改革难度更大,却是实践和体制改革的最终保证。本课题通过对历史脉络的爬梳,思考现代新闻观念、新闻思想的当代传承与重构,希望能为中国下一步的新闻改革提供支援性思想及可借鉴的资源。这是本课题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