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及其实施机制研究》成果简介
来源:暂无 发布时间:2013-11-15 点击次数:

法学院汪金兰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及其实施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7FXB078),最终成果为专著《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及其实施机制——以海牙公约为例》,课题组成员有:陈结淼、张目强、周芳。项目结项时间:2013年4月,结项等级:合格。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私法的角度一直对儿童的国际保护给予充分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了三个极具影响的现代儿童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1980年《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1993年《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和合作公约》和1996年《关于父母责任和儿童保护措施的管辖权、法律适用、承认、执行和合作公约》。这些公约创设以中央机关为桥梁的司法与行政合作机制,成为对儿童权利进行国际私法保护的重要模式。我国政府于2005年4月批准加入1993年《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成为海牙儿童国际保护公约的实践者之一。《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及其实施机制研究》主要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儿童监护、收养及抚养等方面的国际公约及其实施机制为研究对象。现对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一、增强我国利用海牙儿童保护公约的意识和能力

儿童权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概念,它涉及民事、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在联合国及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儿童权利的国际保护得到充分的发展。《儿童权利公约》已成为国际社会儿童保护的主要法律标准。但《儿童权利公约》所确定的是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等公法上的权利,被称为儿童人权;而儿童被监护、被抚养等权利属于私法上的权利,称为儿童的民事权利。儿童人权与儿童民事权利,是儿童权利的不同方面,是从国际社会对儿童权利保护的不同法律体系所做的划分。两类权利不是绝然的分立,而是共同构成儿童权利的完整体系。国际社会从认识儿童权利的存在,到在法律上确认儿童权利的内容,再通过国家间的司法与行政合作保护儿童权利的实现,是儿童权利国际保护的三个重要历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境旅行的便捷,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跨国婚姻的数量正在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当跨国婚姻关系破裂后,儿童监护权的行使、如何与儿童保持跨国联系、跨境追讨儿童抚养费以及儿童被父母一方非法迁移或扣留等问题接踵而至。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流动性、跨境移民和跨文化禁忌日益消除的发展趋势,给国际社会的儿童保护带来一系列新的风险。如何保护跨国家庭中的儿童权利,不仅是各国家庭法应承担的艰巨任务,更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意识到在私法框架下构建和完善儿童保护的国际法律体系的重要性,积极主导创制一系列儿童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我国涉外婚姻家庭的数量正在逐年增长,随之而来的跨国婚姻家庭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儿童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加强对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的研究十分必要。通过对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体制的系统化研究,旨在提高我国民众对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的重要性及其功能的认识,增强利用国际私法公约解决我国有关儿童民事权利的国际保护的实践问题,从而实现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根本目标。

二、系统化研究海牙儿童保护国际私法公约体制

   寻求法院通过司法途径作出判决是儿童权利国际保护的最后防线。从国际私法的角度,如何对儿童民事权利进行跨国保护,涉及到司法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大主要问题。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一般都是围绕管辖权、法律适用及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机制三方面的问题展开。儿童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主要是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主导制定,涉及儿童监护、收养和抚养三大领域。以儿童民事权利的跨国保护为宗旨,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以中央机关的合作为主要工作机制,重视公约的履约机制建设,是儿童权利保护的海牙公约体制的特点。

首先,在国际儿童监护、抚养和收养领域,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制定系列公约。关于儿童监护问题,先后制定1961年海牙《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主管机关权限和法律适用公约》、1980年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和1996年海牙《关于父母责任和儿童保护措施方面的管辖权、法律适用、承认与执行及合作公约》。这些公约对儿童保护措施所涉的管辖、法律适用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定统一的规则。尤其是1980年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影响深远,其拥有87个缔约国的广泛性,为缔约国之间因父母一方不适当迁移或扣留儿童的快速返还和探视权的跨国行使提供法律保障。

针对跨国追索儿童抚养费面临的法律困境,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1956年通过了《儿童扶养法律适用公约》,1958年通过了《儿童扶养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公约》。后来将儿童抚养纳入家庭扶养范畴,于1973年通过了《扶养义务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和《扶养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儿童抚养的国内法制发生巨大变化,跨国追索抚养费面临新的问题。为统一和协调海牙公约体制内的扶养公约体系,2007年又通过了《国际追索儿童抚养费和其他形式的家庭扶养公约》和《儿童抚养及其他形式的家庭扶养准据法议定书》,在海牙体制内解决了国际扶养,尤其是儿童抚养的法律适用及跨国追索抚养费的国际司法与行政合作问题。

跨国收养一直是作为为儿童提供一个“永久的家”的最后手段,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快速发展。跨国收养中的儿童保护和国际合作问题日显重要。1993年海牙《跨国收养儿童保护和国际合作公约》为规范跨国收养提供明确依据,至今该公约具有89个成员国。为实现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最佳利益和重视他们的基本权利,公约确立三大目标:一是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跨国收养最低标准,包括维护儿童权利,杜绝诱拐和贩卖儿童;二是建立监督缔约国执行公约标准的制度;三是建立简易的收养程序,进一步加强儿童送养国和收养国之间联系,规定缔约国承认根据公约所进行收养的法律效力。

其次,海牙儿童保护公约的实施机制颇具特色。一项国际条约的效力和作用,关键在于缔约国履行条约义务,确保国际条约能够在国内实施。海牙保护儿童公约体系中建立了一套成效显著的实施机制。具体包括:公约运作的定期审议机制、实施公约的履约指南机制(即良好实践)、区域性司法交流机制、实施公约的培训与援助机制。海牙公约实施机制的特点是强调司法与行政合作,突出对公约运行的跟踪。为确保儿童保护公约的实施效果,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召开特委会,对海牙儿童监护公约和儿童收养公约定期进行审议,对各国在适用公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关于公约的履约指南机制始于1980年海牙儿童诱拐公约,通过对各国实施公约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与中央机关的协商以及该领域的专家会议等形式,将实施公约的良好实践进行总结,促进各缔约国之间对公约的一致理解,供各缔约国在履约时参考。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是倡导和开展国际司法和行政合作的先驱。为实施海牙儿童保护公约设立了海牙“国际合作与儿童保护工程”,旨在促进不同国家的司法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使各国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有关公约运作的信息,正确地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并推动彼此之间的国际化合作。该工程的内容包括建立海牙公约案例数据库(INCADAT)、建立联系法官和发布法官时报,召开区域司法交流会议、开展培训和实施援助项目等等。

三、重点研究与中国实践相关的跨国收养和国际诱拐儿童问题

20世纪以来,跨国收养儿童在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实践中,一些国家逐渐成为跨国收养儿童的主要收养国(如挪威、瑞典、丹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瑞士等),而有一些国家成为跨国收养中的主要儿童来源国(如中国、埃塞俄比亚、韩国、危地马拉、俄罗斯、菲律宾、印度、越南、泰国、海地、乌克兰、哥伦比亚、南非等)。1993年海牙跨国收养公约如何在国内适用,成为这些国家收养法改革的重点。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制定专门的国内法来实施海牙跨国收养公约,有的国家(如中国)则直接在国内适用海牙跨国收养公约。实践中出现一些特殊收养,是否适用海牙收养公约也存在争论。这些特殊收养包括同性恋者收养儿童、难民儿童和孤儿收养。同性恋家庭能否跨国收养儿童,取决于收养人和被收养儿童所在国的国内立法和政策,只有被收养儿童原住国和接收国都在立法上允许同性恋家庭收养儿童的情况下,跨国收养才能成立。而难民儿童的跨国收养应尽量予以限制。从海牙跨国收养公约的宗旨来看,这些特殊类型的收养应纳入海牙跨国收养公约调整的范畴。

国际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为父母跨境诱拐的受害者。1980年海牙《国际儿童诱拐民事方面的公约》作为一个全球性多边公约,以寻求对这些因父母跨国诱拐和扣留子女而受伤害的儿童给予保护为立法宗旨。促使成员国采取最及时的措施,以迅速返还非法迁移或滞留在其领土内的儿童,是该公约的主要目标。同时,根据一成员国的法律所取得的监护权及监护权的行使,应得到公约其他成员国的有效尊重,这也是公约的基本目标之一。为此,在公约的良好实践指南中,对实施公约的措施、预防国际儿童诱拐的措施、儿童返还令的执行措施以及跨境调解等问题颁布指南,以指导缔约国更好地实施该公约。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儿童权利国际保护的主要领域集中在涉外收养和国际性儿童诱拐。中国已经加入1993年海牙跨国收养公约,并在实践中运用公约保护被收养儿童的最大利益。中国不承认同性恋家庭收养中国儿童,主张对孤儿和残疾儿童等特需儿童进行跨国收养是优先选择。近年来,中国有关跨法域诱拐儿童的案例呈现上升趋势。父母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将子女带离其惯常居所地迁移他国,或不适当滞留子女,阻碍另一方行使探视权等情形经常发生。由于中国不是1980年海牙《国际儿童诱拐民事方面的公约》的成员国,也没有处理国际儿童诱拐问题的双边安排,更没有相关的国内立法,加上中国仅在条约和互惠的基础上承认外国法院的监护权判决,因此,中国大陆地区似乎成了夫妻一方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常胜之地”,由此带来负面影响。当发生父母一方跨国诱拐儿童时,请求儿童返还和跨国行使探视权都是巨大的难题。面对日益增多的国际性儿童诱拐案件,中国政府必须考虑通过国际合作来处理此类案件。中国应尽快加入1980年海牙儿童诱拐公约,确保安全返还儿童和探视权的行使,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同时指出,为解决跨法域诱拐儿童问题,在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四法域之间,通过达成解决诱拐儿童问题的双边安排也十分必要。

    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研究成果是国内首次对儿童保护的国际私法体制的完整研究,对儿童保护的国际私法公约进行全面推介,资料新颖,反映儿童权利的国际私法保护的前沿问题。对国际社会在儿童监护、抚养、收养等方面的立法也有比较研究,儿童权利分类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提出中国加入1980年海牙《国际儿童诱拐民事方面的公约》的建议具有可行性。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师、学生和立法及司法实务部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