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名记者群体研究——《民国时期名记者群体研究》最终成果简介
来源:暂无 发布时间:2016-09-02 点击次数:

新闻传播学院蒋含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名记者群体研究》(项目批准号10BXW002),2016年7月通过审核鉴定,最终成果专著《大时代的记者群像——民国名记者群体研究》,22万字,结项证书编号为:20161098。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杨晓燕、牛元梅、梁骏、杨静、陈晓静、夏明桢、钱阳。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民国历史研究趋热,对于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研究也逐渐展开。民国时期是中国职业记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步向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时期。因此,无论在历史学领域还是在新闻史学领域,对于民国报人的研究都日渐增多。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以个案居多,相对零散,而缺少对于民国时期记者群体发展变化的整体考察。民国记者群体在新闻事业早期的职业化转型之初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在民国时期又如何传承与演变?在民国各种思潮和不同的政治文化场域之中,不同的记者群体又有何种不同的风貌与特点?以及如何影响建国以后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仅由个案研究难以获得答案,必须有一个介于制度与个体的中观层面的研究与考察方能解答,而这正是该研究的目的所在。同时,该研究中对于名记者代际演变的纵向考察与名记者群体形成内在因素的研究,也直接回应当下记者职业身份的变化与媒体人从业环境建设的现实问题,既是历史研究,也有现实关怀。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的构架以名记者的代际演变为经,以记者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为落点,搭建一个考察民国时期记者群体变化的经纬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该成果分八章对民国时期记者群体展开研究。

研究成果的框架是纵向的“代际”和横向的“群体”这一学术经纬。在代际演变这个维度下,该研究成果把百年以来的名记者以1949年为中轴分为六代,前三代为清末一代,民初一代,民中后期一代;而后三代则为延安一代、新中国一代、改革开放一代。建国前三代,可以概括为过渡、开创、深化。清末一代以政治家报人为主,以报刊政论见长,其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在于将记者的地位从社会之边缘推向政治文化中心,为后一代职业记者的崛起奠定基础,他们是过渡的一代;民初一代名记者是中国职业记者中出现的第一代名记者,他们的职业身份、职业作为、职业理念,对于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开创规则、引领示范的作用,这是开创的一代;民中后期一代则将前代记者职业化的路径向前推进,表现出更为专业的特点,他们更多是对前一代的陈述,是深化的一代。建国后三代,分别可以概括为开创、深化、转型。延安一代无论从他们的职业身份上还是从职业理念、新闻业务上,在建国后的新闻事业发展中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而建国后的一代更多的是在前代开创的规范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一代,则在时代转型的推动下,开始其自身的转型。

对于“群体”这个维度,该成果进行了类型的延展。对于民国时期的记者群体,按照不同的群体聚合指向,将其分为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记者群体、以思想文化改革为导向的记者群体、以政治信仰为导向的记者群体三类。其中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记者群体,从民初的报业组织开始,到民国时期各种新闻研究会,以及在报刊平台上形成的有共同价值观的记者群体,这些群体成为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成果中的《大公报》记者群体即是这类。以思想文化改革为导向的记者群体也是民国记者群体中非常活跃的部分,但他们多不是职业报人,办报宗旨更多为了其政治文化理想,其思想史的意义大于新闻史的意义。以政治信仰为导向的记者群体,在清末政治运动中并不鲜见,在民国中后期政治态势两极化之后也较为突出:一方面是一些记者在长期的报刊活动中,随着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认知逐步坚定了某一政治信仰并产生聚合,如左翼记者群体;另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政治信仰而产生聚集并从事报刊活动,如延安时期党报记者群体。他们均呈现出与前两类不同的特点,并对此后的新闻事业产生影响。

在上述经纬框架之下,该研究成果分八章对民国时期名记者群体展开研究。

前两章主要研究的是民初一代名记者群体。作为民国第一代,民初名记者群体有着诸多的共性,其中留日背景是他们从事新闻职业生涯共同的底色。那些留日期间的学习经历和新闻实践,都或多或少影响着诸如黄远生、邵飘萍、任白涛这些人的新闻理念与实践,如黄远生“独立自尊”的职业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形成、任白涛新闻理论的初成、邵飘萍新闻技能的完善等,其中都能看到留日的思想文化、新闻学理和新闻实践的影响;而作为新闻领域的大家,他们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又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民初的新闻采访写作的成型与新闻理论的启蒙。此外,民初记者职业风貌中还有一种独特的“侠”精神—— 敢于直言、舍生取义的精神内质,这种“侠”精神,他们不但宣之于言,也践之于行,从民初记者的报刊文章、职业体认、甚至具体的革命行动中表现出来。这种“侠”精神的出现,有民初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因素,也有民初记者“成名的想象”,究其内质,它既是中国传统儒、墨、道家文化内涵汇聚成的一个具有传统文化底色的精神表征,也是近代报人由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到记者职业伦理追求之间的悄然过渡。

该研究成果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研究的是民中后一代名记者群体。民国时期以一报而产生众多名记者的,《大公报》为首屈一指。作为一份同人背景的报纸,《大公报》记者群体以“四不”方针为引领,以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为核心,由内而外形成一个有着共同职业理念、共同行为准则的职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历经了从初期凝聚成型到发展壮大成为一时翘楚、再到后期国事变化之下的分散流离的历程,在民国时期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记者群体中具有典型意义。作为《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不但以其评论著名,更以其公共交往在这个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季鸾以《大公报》为平台,依托学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织就公共交往网络为其报刊活动服务,而办报活动的成熟——《大公报》的成功反过来又提升了张季鸾在公共交往网络中的影响力,两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这种关系中也呈现出张季鸾作为“报人”、“国士”这两重身份所带来的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纠结。与民初名记者多数有留日背景不同,民国中后期相当一部分新闻人有着留美背景,他们受美国新闻思想的影响,重视报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运用新闻专业知识在学界、业界、政界发挥着作用。在学界,他们既是教育者,也是中美新闻教育的沟通者;在业界,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民党新闻机关注入活力,改善民国时期国际信息传播失衡的状态;在政界,他们为民国新闻政策的制定进行着自己的努力。民国中后期的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作为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的记者团体,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有重要意义。1930年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共指导下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先后成立,标志着左翼报刊从单纯的革命文学转向革命的舆论动员,左翼报群也逐渐从各自为政发展到集体协作,形成了以袁殊、恽逸群为代表的左翼记者群体。如果将左翼文化运动下的报刊活动和新闻人放置于整个20世纪前四十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中考察,我们会更加理解其重要意义和历史地位。

第七章至第八章主要研究的是延安一代名记者群体。对这一代群体进行一个横向的描述十分必要,因为他们是党报名记者群体中的第一代,也是走进新中国后引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先河的一代。延安一代名记者群体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他们因政治信仰而奔赴延安;不但接受了延安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更受到整风运动的改造和延安新闻改革中新闻理念的侵染,这使得这个群体的发展出现一个逐渐体制化的过程,呈现出较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色彩;建国后他们组建国家媒体并长期担任这些媒体的领导,引领了新闻事业的发展路径。通过对《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两报的记者群体的进一步深描,还可以看出延安一代记者群体的同中之异。作为党报在城市政治动员的主力,《新华日报》记者群以“新华军”的姿态在国统区的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办报风格呈现出平民关怀和批判色彩,并由此形成了办“人民的报纸”的核心理念;而作为党在农村根据地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记者群则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和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动员中发挥了创造性作用,探索出“典型报道”等报道模式,并形成了“党的记者”、“全党办报”等核心理念。从对于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而言,延安《解放日报》群体及其办报模式和理念的影响更为深远。

三、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其一,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历史维度上的突破。该研究使用了社会学的代际和群体作为相关理论视角,以代际演变为经,以群体变化为纬,并以此形成考察民国时期记者变化的历史框架。这种社会学理论视角的代入,使得新闻史人物的研究更有张力;同时在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中观层面下,动态地系统地考察记者群体的流变的历史视角,也将新闻史上零散的静态的报人个案研究提升到一个整体高度,在新闻史研究和新闻界人物的研究中有一定的理论突破意义。

其二,提出了体现历史见识的新概念、新问题和研究新领域。该研究中对于近代以来百年名记者演变的代际划分、对于民国时期记者群体的类型归纳,能较好地涵盖和解读历史现象;对于“民初留日新闻人群体”、“张季鸾的公共交往”、“左翼记者群体”和“延安一代名记者群体”作为研究问题的提出,也能指向新闻史发展中的有意义的关节点,均体现了作者对于民国时期新闻史发展的把握和历史认识。

其三,对历史现象研究的新见解。例如对于民初黄远生、邵飘萍、任白涛新闻活动和新闻理念中日本印迹的分析,对于民初记者“侠”精神的认识,对于张季鸾公共交往的分析,对于《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记者群“源同而流别”的认识等等。